快速城市化中要有所舍弃

　　圆桌会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之三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太”来概括：

　　第一是心情太急。总体来看，从国家到地方，大家提出的发展目标，城市化的进程都是非常急的，在一个任期之内要完成很多目标。第二是功能太全。我们每一个城市它所想承担的各种功能太齐全，如果北京想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等，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一定会不断地升级。第三是变化太快。我们的官员变化太快，规划变化太快，政策变化太快，工程项目执行得太快。这样，很多问题出现是必然的。

　　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不是人的生活所在地的现代化，而是涵盖了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现象。如果说是人的生活所在地，那就会出现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把县划成一个城区就是城市化了。而且，城市化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还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都消耗光了，这也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城市化，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理念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舍得放，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我们现在的城市总体来讲，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没做好。如果真正能够集中一点，发掘自己的优势坚持做下去，我想才可以真正形成一个特色。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那个城市就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有它的特色。我说我们这个城市规划，首先战略定位上，规划敢不敢有点创新，坦率地说公共管理学也有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谓战略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有好处，因为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我们讲生态资源讲得多，其实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也非常关键。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如果真正能够跟老百姓利益相一致的，这种制度创新才能持续下去，否则也是昙花一现。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就知道，政府各种各样的新招都出现了，留下来的不多，这是一个大事。我们要鼓励创新，更要看哪些创新是真正可持续的。(本文内容根据“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论坛录音整理)

　　“缺钙”的城市

　　本刊记者 付倩倩

　　8月26日是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对巢湖市文广新局局长缪建华来说，却是个异常繁忙的日子。

　　当记者来到巢湖岸畔的一栋古朴典雅、保存仍算完好的清末古建筑时，他正和工作人员热烈讨论着这座淮军昭忠祠的修缮工作。

　　作为厚重的淮军文化遗产的一抹缩影，巢湖淮军昭忠祠准备在修葺一新后对公众开放。其所在的中庙片区将与滨湖新城、三河古镇、汤池温泉区连成一圈，形成合肥环湖滨文化旅游带。

　　“文化”的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地城市发展的规划簿上，其后是一幕宏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迅猛的狂飙突进式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缺失”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拔节生长的状态，似乎正伴随着城市历史的消逝、城市个性的泯灭。一声

　　追问振聋发聩——“缺钙”的城市要怎样走得更远？

　　消失的记忆

　　2012年1月，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再次聚焦了众多关切的目光。

　　这里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所在地。上个世纪30年代，近代历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经光顾过这座院落，“太太家的客厅”是它另一个别致的代称。

　　然而，这一次的聚焦却夹杂着更多的惋惜和遗憾，如今它已是一片砖石瓦砾。2009年，这座充满故事的四合院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其间几经波折，终未能逃过化为废墟的结局。

　　虽然事后东城区文委回应表示“梁林故居”将原址恢复修缮，但不少人的心还是着实地疼了一下。

　　上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的大幕拉起，并迅速席卷全国。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获全国人大通过，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马达在土地财政模式的基础上高速启动。

　　有人这样总结推动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几股力量：即想利用历史基础获得回报的开发经营者，急于取得显赫政绩的城市领导者，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部分城市居民。

　　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进程，让城市历史文化的留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西方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历史进程，中国把它压缩成了十年。”以北京为例，人均GDP从3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它用了不足10年，而完成这一步，美国用了90年，英国则是180年。

　　对时间的极度压缩必然伴随着手段的非常规性，进而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就是对文化遗产的恣意破坏。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经焦灼地呼喊出：“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中国有两千多座历史古城，拥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有着“古城保护神”美誉的阮仪三教授说过：“全世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有110多个，中国名列其中的只有丽江和平遥两个小型城市。为何像十三朝古都洛阳、元大都和明清首都北京以及历史上的开封、西安等大城市没有评上，关键是老建筑都被拆毁，没有好好保护。

　　1961年，阮仪三刚刚大学毕业，借着帮老师编写《中国城市建筑史》的契机，他跑遍了全国各地。这一次的经历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深深折服了，中国大地上众多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堪称世界经典。然而之后的几十年，故地重游常常让他痛心疾首，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都已经或正在遭遇破坏。

　　安阳古城被一条穿城而过的新路一劈为二，五代后周时建造的文峰塔失去了原来的环境，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间；舟山市风格独特的定海老城区被强制拆迁；有着“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之称的福州市三坊七巷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边的历史建筑被拆得七零八落。

　　大拆大建的手术刀以塑造新城市的名义，让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受了伤，而且是无法修复的内伤。有着浓厚积淀的城市记忆正在一点点地被抽走，市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也随之淡化。

　　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城市的未来”分论坛上，芝加哥市前市长戴利的一席话发人深省：“往城市发展方向看，既可以看到一些老建筑，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摩天大楼，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这样城市才有自己的灵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在跟随着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同时，要带着这些历史。如果没有历史的印记，那么这个城市和钢铁森林就没有太大差别。”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和文化血液，经过岁月的沉淀，厚重而熟悉。爱默生曾经说：“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而记忆需要载体，也许是老巷子里的一家小吃店，也许是街角的一幢小楼，也许是路边的一棵参天大树，这些都可以指向回家的路，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找到心灵的归属感，也让城市的文化得以一脉相传，不被斩断。

　　脆弱的繁华

　　当然，城市缺钙症的表现并不局限在历史文化的消逝。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新特色文化的缺席，也在加重着城市成长的痛感。

　　2011年，一份名为《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的研究报告在上海发布。这份由全国摩天高楼“粉丝”和建筑业、传媒业人士历时一年调查编撰的排行榜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摩天楼国家。

　　正在建设中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将于2016年底封顶，其总高度为528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

　　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中心”目前的建设高度已经超过303.5米，根据计划，这座设计总高度为632米的中国第一高楼，将在2015年全面建成启用。

　　长沙望城区计划在7个月内建成一座838米高的世界第一高楼，比迪拜塔高10米，在计划书上它的名字叫“天空城市”。

　　以美国摩天大楼采用的一般标准152米来计算，香港有58座，上海有51座，深圳有46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87%在中国。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已经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现存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而在未来的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如果说“旧城改造”中，民众改善生存环境的基本需求与之也有部分契合之处的话，那么在摩天大楼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炫富心态”某种意义上成为完全的推动力。

　　建设中的中国摩天大楼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国际标准的办公条件、超高档的餐饮服务、极优质的配套设施等作为功能体现，展示着耀眼的繁华。

　　武汉兴建中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正计划修改原目标，继续拔高，有可能超越上海中心。湖北大学商学院肖德教授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很多地方对这类展示经济发展成就的超高层建筑情有独钟，而彼此之间也因为同质化竞争而不断增加高度，如同拍卖会上的喊价一样。与建设中的武汉绿地中心一江之隔，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正在整体搬迁，原址拟建一座666米的高楼；而在其对面的江岸区，一座707米高的建筑正在规划之中。

　　单霁翔指出，一些城市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情况，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中国的城市建设应当逐渐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化。

　　这些以城市新地标、新名片为目标，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中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城市文化呢？如今，我们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头，难免会有困惑，城市文化的辨识度正在降低，城市的个性特征正在湮没。

　　“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好时代。过去在西方，一个建筑师毕其一生，顶多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如今在中国，一个建筑师每十年做两到三个摩天楼，也不稀奇。”SOM建筑设计所的中国区总监周学望如此断言。

　　“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这是易中天教授写作的《读城记》中的一段话。然而今天，这些向上延伸的庞然大物正在引发“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本应是文化传统、地理条件综合作用产物的城市面貌急剧趋同。于是，我们走在自己的城市越来越陌生，走在别人的城市却越来越熟悉。

　　作家爱伦堡在赞美巴黎时说过：“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这使它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

　　有韵味的城市，不是靠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而是经受历史文化的熏陶，被一层层雕刻和打磨出来。即便是新建筑也会融入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哪怕经历岁月的沉淀，依然历久弥新，散发着唯一的城市气味。

　　在苏州拙政园的西侧，矗立着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经典作品——苏州博物馆新馆。如今，这一建筑已成为苏州的一个象征。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苏而新”的设计理念，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风格，选材却非常新颖，简洁明快的造型融合着浓浓的苏味，延续着苏州文化的血脉。

　　缺乏文化的高楼大厦将是一尊尊空洞的躯壳，即便拥有光鲜亮丽、令人艳羡的外表，也只是脆弱的繁华，进而组成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

　　城市找魂

　　当我们的城市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它们似乎也正在变得没有记忆，没有灵魂。怎样缓解城市生长中缺乏文化的疼痛？

　　最早开始奔走呼号的，是一批焦急的学者。80年代的大拆大建风潮里，阮仪三“刀下救平遥”的故事成了最经典的版本，然而这背后却也有着很多无法言说的隐痛。地方政府的不理解、仍在破坏中的古城，让保护显得迫在眉睫。

　　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这是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到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名单的古城已从第一批的24座，增加到了118座，与此同时，保护维修专项基金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随后，各地也先后出台了地方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城市文化的观念开始走进城市主政者的心里。但在阮仪三看来，这条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他举例说：“上海已经有了历史建筑的保护条例，确定保护的建筑大约是600幢，但伦敦是1万幢，英格兰是60万幢，日本是100万幢。”

　　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作为城市经营者的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走上为城市寻找灵魂的道路。

　　在合肥市的十二五规划中，文化建设与城市文明成为重要章节，“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历史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先进文化引领城市文化，以传统特色文化增强城市魅力，以文化品位塑造城市形象。”打造环巢湖文化旅游带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武汉、长沙、南昌，亦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历史与文化融合、文化与景观和谐的城市风貌，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深刻历史内涵、鲜明时代特征、浓郁地域特色和广泛国际影响的文化名城。

　　当然，还有一股正在觉醒的力量不容忽视。

　　2011年3月，为建设地铁3号线和10号线，南京市政府计划将主城区的法国梧桐等树木移栽，此举遭到南京市民的强烈反对。

　　在南京人的心目中，这些梧桐树交织着城市变迁的记忆，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市民发问：为何这座容得下高楼大厦和中心广场的城市，却容不下挂满记忆的梧桐？

　　随后，南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其中强调，城市中的古树名木、行道大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

　　作为城市文化最直接的感受者，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意识到城市记忆的难能可贵，也觉察到文化缺失的心无所依。于是，城市找魂的路上，多了这些平凡而巨大的力量。